上海电影院归来，他们在坚信中等待

发布时间：2025-07-09 04:05:47 来源：金刚努目网 作者：百科

7月8日起，上海上海的电影等待电影院将陆续有序恢复营业。

自今年3月10日关闭以来，院归电影院已经从上海市民的信中生活中消失了一百多天。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上海一线票仓城市，上海影院的电影等待缺席，直接导致了全国影市进入低迷。院归接连的信中影片撤档，大盘当日票房不断刷新“新低”。上海

居家的电影等待日子里，电影好像离生活渐行渐远，院归《新蝙蝠侠》《神秘海域》《月球陨落》《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大片接连上映，信中绚烂的上海光影世界，在很长时间里与这个城市的电影等待人无关。

但大家从来没真的院归忘记电影。从6月1日各小区全面“解封”开始，上海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在逐渐恢复，每每一些利好消息发布，总能见评论区或社交网络上有不少人要跟着问上一句，什么时候能去看电影？当6月29日，上海一面回归堂食，一面宣布了电影院将于10天后重新开放的消息，网络上立刻就刷屏“喜大普奔”了起来，影院恢复营业也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在这个城市里，未必每个人都有迫不及待想看的电影，但电影院的回归，是这座城市重拾生活美好的一部分。 

影院归来前夕，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心心念念着电影院的人，他们中有过去每周都要进电影院，疫情期间被志愿者工作忙得团团转的忠实影迷、观影团的组织者，有在疫情期间经历反复撤档但始终坚守工作岗位的电影宣发人员，也有经营着五家影院，在疫情后第一时间申请了“复工贷”，坚信熬过寒冬未来终会好起来的影院管理者。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和电影“久别重逢”的故事。

【以下为三位采访对象的自述】

“我们做足了准备，希望观众们可以放心地回来”

讲述人：朱艳菁（SFC上影国际影城副总）

6月1日上海“解封”以后，我和我们的很多员工都是第一时间就去影院了。一来大家太久没出去了，二来也担心影院的设备，之前下了几场大雨，要去看看有没有漏雨的现象，机器这么久没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早在6月29日，上海宣布影院恢复营业之前，大家就很积极地在做一系列重开的准备，包括清洁的工作，对安全的宣传、疫情防控方面的宣传，组织员工返岗的培训。最重要的还是放映设备的维护，三个多月没开了，我们隔几天都时不时地让机器转一转，保证对外放映的时候，机器设备的状态都是完好的。观众现在的娱乐选择是很多的，进入到影院就是要保证好的观影体验。

绝大部分的工作，因为经历过2020年恢复生产，大家都是比较有经验的。事实上，电影院一直是最严格遵守防疫要求的公共场所，从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影院对防疫一直都是没有松懈的。现在上海到处增设的场所码，一直来电影院的观众完全不会陌生，我们早就在推行了。过往营业过程中对观众的随申码、行程码查验，对健康码和体温检测不过关观众的监测，都已经是我们日常工作的常态。

上个月商场的其他商铺陆陆续续开放，人流也渐渐多起来，电影院里摆放的宣传海报展架等物料，还停留在春节档的那些片子上，错过了电影的春天，多少有些伤感。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开，几时能换上应时应景的新片宣传资料。

我们公司旗下一共经营有5家影院，分别在徐汇、闵行、宝山、嘉定和金山，定位上都是比较偏向社区商圈的人流，依靠商场导流，客源都比较稳定，观众的粘性也比较强。徐汇区优幕星天地是我们业绩最好的一家，排名能保持在上海的前一百名内。金山百联的大光明影城是2022年的2月份刚刚开业的，我们把这家店作为未来的旗舰店来打造。经过前期的一系列筹备改建，2022年初我们是信心百倍开张的。一个月的营收达到了200多万，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但突然之间疫情一来，说停就停了，算是意想不到的挫折。

疫情期间，看着全国的电影院越关越多，也会有焦虑。我们的同事里，大多都是线下观影的爱好者，他们一边在各自的小区里做着团长、志愿者，一边也总惦记什么时候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们自己都有很多想看的片子。

我挺骄傲地说，疫情以来我们还没有员工离开这个行业，虽然多多少少收入是减少了一些，过去开着的时候大家的工作量也因为各种防疫要求增加了，但小伙伴们都是因为热爱电影和电影院坚守在这里。之前宣布恢复营业之前，也有一些男生去临时做做外卖跑腿的工作，但辞职或者裁员的情况，我们这边还没有发生。我们的影院凝聚力很好，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有什么事劲都会往一处使。

政策层面上，过去两年电影院都已经享受了减免税收的优待。这一轮专资给予影院的一次性资金补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复工复市补贴、人力财政主管的稳岗补贴，还有防疫和消杀补贴等不同门类的补贴，都多多少少给影院的经营“雪中送炭”。而且我们在上海市发行放映协会的牵头帮助下获得了面向全市影院推出的“抗疫复工贷”。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成功申请到面向影院的纯信用贷款，2020年上半年，我们也在协会的牵头帮助下，由东方汇金作担保，成功跟签了100万的贷款合约，一直延续到现在，之后我们根据我们的经营状况，还款记录良好，今年他们也还会给我们续贷。这一次协会又帮我们和建行牵头，贷到了55万。我们的sfc上海国际影城（东川店）是今年上海疫情以来第一家成功申请到贷款的影院。审批的手续顺畅高效，这笔钱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影院经营的现金流压力。贷款资金随借随还，按需支用，不需要任何抵押，贷款资金用几天利息就算几天，对于影院这样的经营场所有灵活性，算下来综合成本最高可以下降不少，在按时还贷的情况下，这类贷款还可以享受上海财政的贴息政策。

金山百联店的租赁是国有的商场，给我们免了5个半月的租金，缓解了最大头的压力。其他地方现在都在洽谈中，预计能减免一部分。大家都很难，互相体谅吧。

这几天，陆陆续续的新片物料送到了，《海底小纵队》《外太空的莫扎特》这些片子都是暑期档很受欢迎和期待的片子，上半年上海的观众们没能第一时间赶上的《侏罗纪世界3》《人生大事》这些热门片也还都来得及补上。大家一边做着消杀和清洁工作，一边在重新布置影院，换上新片的各种宣传物料，各家的拷贝近日也开始陆陆续续抵达了，感觉电影终于要回来了。

在此也很想和观众们说，大家久等了！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充足的准备，无论是环境的消杀、设备的维护、人员的培训、影片的安排，很期待观众们带着放松的心情到电影院看电影。

“一边抢菜一边做宣发，好像登了个珠峰”

讲述人：肖副球（《珠峰队长》发行方、大象点映宣传负责人）

7月2日，我们的《珠峰队长》终于上映了。我一度觉得有点不真实，因为中间经历的波折实在太多，“鸡飞狗跳”几个月之后，最后一次定档，甚至有点“PTSD”。

第一次调档发生在上海疫情之前。最开始我们定档的日期是3月19日，策划3月7日在成都举办一个“雪山首映礼”。 在我们的设计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方面那里是《珠峰队长》苏拉王平的家乡，结果先是成都发生疫情，加上其他的原因，当时综合考虑下来，全国的大盘都太冷了，我们需要档期热一点，留出充裕的时间宣传和发酵，让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所以就调到了5月13日。

3月中旬成都疫情已经有所好转，要命的是又赶上了上海疫情。那个时候最大的影响是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上海，走不了。

当时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已经在全国已经做了几轮超前点映，包括在北京、在成都的汽车影院，以及在户外运动圈都做了一些超前点映，也积累一些口碑。其次我们也已经跟片方和阿坝州政府计划好，把全国各地的一些媒体和电影人召集起来去到那边，这么多的媒体一起来对阿坝州也是个好的曝光，所以拿到了他们的赞助。这种操作在商业电影那边可能不稀罕，对于一个小众的纪录片，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挺难得的，我们不想放弃。

上海整个团队全部被隔离，真的让人抓狂。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停下的，我们每天都在线上不停地开会，推进着没受疫情影响的城市做超前点映。

直到4月初上海宣布“全域静态管理”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这样的疫情发展形势是不是需要我们第二次调整档期。

作为一个纪录电影，理想状况是希望上海、北京两大票房城市都不要受影响。但没有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起码北京不能受影响。后来快到五一档时，我们又想，既然改档的事情没办法完全敲定，五一档许多大片撤场，市场缺新片，那要不要干脆我们就提前到五一档做一个超前点映，来个影院的“逆行”。毕竟这样的纪录电影，放在平时，根本不可能在五一这种档期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当时电影院其实很需要新片，但其他片子都撤了，我们想，会不会有能赌一把的机会。

从电影本身来讲，故事是积极向上的，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宣传语叫“坐在影院登珠峰”，想给疫情期间不能远行的人们一些正能量。坦白说这个策划非常赶，短时间内需要重新调整宣发策略、联络媒体。

当时我们住在“重灾区”，公司的四个小伙伴一起合租，物资紧缺，几次面临断粮风险，现在回想那段日子，真的是“一边抢菜一边搞电影宣发”了。

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大多年轻，合租在条件并不好的出租房里的不在少数。我也和另外三个同事合租在一起，四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口粮还真的有点紧张。

有的小伙伴家里甚至没有做饭条件，唯一的厨房电器是微波炉和热水壶，发的菜只能送给邻居。有个实习生小伙伴抱着对电影的一腔热爱跨越800公里来实习，还有的小伙伴体重创下了高中毕业后的新低……生活很难，工作还是很忙，那个时候上海的气氛紧张，所有人的生活都停下来，项目经理在朋友圈发着电影的信息，收到朋友的留言说，“整个朋友圈只有你还在工作”，觉得心酸又哭笑不得。

那几个月里，是眼看着大盘越来越低迷，心情超级焦灼的一段日子。说实话，看着全国影院越关越多，营业率越来越低，电影大盘连续好几天单日票房只有700多万，心情一度跌入冰点。感觉什么东西都在脱离我们的预期，始终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原定的轨道，整个的宣发策略不断地在调整。

但随即北京的影院也宣布关闭，我们的努力又一次泡汤。最后5月7日真正撤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特别大的情绪了，好像只是把一件早就等着的事敲定下来似的。这是我们团队第一次做撤档海报，虽然这两年电影撤档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常见，但大象之前宣发的片子还从来没有撤档过。原来做上映的物料和做撤档物料的心情真的很不一样。

我的发行小伙伴们，也历经了一次次崩溃的过程。改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是和电影局还有中影重新报公映的档期，确定要上映的，还需要提前生成密钥，重新邮寄电影拷贝。具体针对5月13号的公映时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密钥和拷贝，这一部分的投入，也是不少成本。5月底的时候，财务对我们发出了亏损警报，告诉我们宣发部门已经亏了50万，我们承受着内外的双重压力，但也只能咬牙挺着。

7月2日的档期我也纠结了很久。好在6月《侏罗纪世界3》对电影市场有所带动，后面也有一些片子陆续进入市场。但7月中旬，更多的影片进来，市场竞争可能会非常惨烈，于是我们决定7月初回归。

但第三次定档，真的有点“撤档PTSD”了，很多工作不知道要不要特别坚定地去做，怕可能又是无用功，任何一点关于电影院消息的风吹草动都让我们焦虑得不行。我们是6月19号宣布的第三次定档，背后非常混乱，前一天才改好了最终的定档预告。回想这个电影的过程好像总是我们原有的那些准计划被打乱，然后又被迫去手忙脚乱地重新去做。

这一轮上映，因为疫情，我们原定了20个左右的路演城市都没法去了，重新选择的路线被压缩到不到10城。因为我们自己的人去各地还有限制，我们整个团队直到电影上映前都没办法出去，所以现在是苏拉队长带着他的团队在全国跑路演，他开玩笑说电影这座山，比珠峰还难登。

6月21日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所谓的“首映礼”，就是邀请了一些媒体看片，让队长接受一些采访，非常寒酸，且最后为了“低调”，原本心心念念充满仪式感浪漫至极的“雪山首映礼”最终变成了一场“PPT首映礼”，这样还怕过于张扬连通稿都没发。结果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害得影院经理去派出所解释了好久。

听说上海电影院7月8日可以恢复营业那天，公司小伙伴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在欢呼。上海电影院已经正儿八经地关了三个多月，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就开始策划上海的活动。7月8日一批原本定档的片子又宣布撤档了，这意味着我们在第二个公映的周末，也许还能获得一些市场空间。

这是一部讲述普通人梦想与热爱的电影。珠峰虽然遥远，但片子里那些攀登的人，其实亲切得就像我们身边的你我他。上海的观众已经这么久没去过电影院了，希望壮丽的雪山风光和无畏的攀登精神可以激励到这个城市的人们。

2020年电影院重开后上映的第一部电影《第一次离别》就是我们的片子。虽然两次的情况并不一样，但那时候的经验还是给了我们这次很多底气。不变的是，在大片纷纷撤档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可以和影院风雨同舟。我们知道经过两年的反复，电影好像真的越来越不重要，大家习惯电影院总是最先被关闭又最后才开的场所，“报复性观影”也不会像2020年全国恢复影院营业的势能那么强。但我们整个大象团队某种意义上似乎总有一些理想主义，我们打心眼里是想要为这个市场做些什么。

2020年那次需要我们短短几天去赶密钥、拷贝，那么极端的状况下所有的步骤我们都赶过，如今的挑战我们都有信心能够应付。最大的考验其实是根据疫情变化多端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宣发节奏，太多事情没有办法预测。但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我们这次做起来从容了很多。

《珠峰队长》能在上海影院重开后成为第一批迎接观众的新片，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因为曾经以点映模式起家的大象的观众，是非常在意电影院集体观影这种仪式感的人。虽然《珠峰队长》在受众群体上和过往我们主打影迷向的片子不同，但影迷依然是大象的宝贵基因，我们也希望借由我们发行的片子，可以把注重线下观影体验的人们再聚集起来。

隔离期间接受CCTV6报道的采访，我一边“豪气干云”地表示：相信我们最终都能像电影中的珠峰队长一样，跨越一切困难，成功登顶。而真实情况是，那时的我因为隔离带来的压抑，即将耗尽所有蔬菜和油米带来的沮丧和反复修改宣传方案引发的焦虑，处在空前的暴躁状态。对我而言，这部电影的宣发过程，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珠峰攀登之旅。

“发菜比发票难多了，实在不行就去外地看电影了”

讲述人：乔森（影迷、观影团组织者）

好久没看电影了，更让人难过的是，有好久的一段时间，甚至都没怎么想起电影了。

过去这些年，几乎是每周都要进电影院的节奏，每周末上映的新片，都会去看。因为做了几年观影团组织者的工作，商业片会帮片方组织活动，文艺片是我自己的心头好，所以各类影片几乎都不会落下。加上戏剧演出这块是我的“老本行”，过去几十年的人生，影院和剧场和学校，在我的生活里都占据极大的比重。

从4月浦西进入静默以来，我几乎每天都是忙得连轴转。一开始我就报名了志愿者，当时上海疫情严重，每天感染人数众多，一开始还有些顾虑，怕接触的人多了杂了多少有些安全隐患，但我妈是楼组长，身体不太好，很多事情自然要我帮她去做。既然做起来，就越来越多的事情扛上身了。

志愿者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大家做核酸，有时候检测安排的时间很早，天没亮就要起来。我的岗位是扫码和在医生旁边放管子，一般测一次要四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机械又繁琐，有时候居民配合上的一些“误差”，会导致我们志愿者工作量大增。比如一次有一家人看着队伍太长临时换去另一个检测队伍，我和另外三个姑娘就只好大热天蹲在太阳下，又花了半天时间在成千上百的管子里“大海捞针”地把他们的四根管子找出来重新分组。

除了核酸，还要给小区里送物资，帮大家组织团购、送菜。我们楼上有个孤老，90多岁了，生活里诸多不便。她也不可能做饭，我要管她每天的三餐。其实这个老太太脾气有点怪，很多年前因为她家装空调的事情和整栋楼都闹了矛盾，加上老街坊的不少陈年矛盾，大家平时都不愿意搭理她。

这次疫情也让我看到了上海邻里关系的重建，自从老太太某天鼓起勇气跟大家表达她的需求之后，大家都非常积极地来帮助她。后来甚至把老人家惯得有点“挑剔”、有点“作”起来了。但是好多老街坊几十年的矛盾，都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守望相助被化解了。这一点想来还觉得挺温暖。

另一个身份是团长，各种帮大家找货源买东西。这和我过去做观影团和演出票务相关的经验，居然还有那么点相似的地方。要联系上下家，要谈价格，帮统计，要盯着每个人在指定时间把钱付掉，有几次团的东西出了问题还要走售后服务，在中间协调供货方解决问题或者退款。那会儿都不免感叹，发菜比发票难多了啊，社区志愿者的工作还相对有规律可循一些，做团长才是“幺蛾子”层出不穷，很考验人。

3月初上海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预计到后面电影院会是比较“高危”的地方，就没有考虑再做观影团的活动。果然很快这些公共场所都宣布关掉了。疫情期间最惦记的是上海电影节，担心它会不会受影响，总还想着熬过这一波，还能在电影节一次补个爽。结果等到电影节宣布延期的消息，觉得像“靴子落地”了一样的失落。

我们的观影团，有一部分是片方、发行找过来，帮他们组织的免费观影，还有一部分是直接帮电影院做，会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但还是需要观众自费。其实我更喜欢做自费的那种观影团，我们根据影片内容，设置一些主题活动和电影搭配在一起，包括去设计主题徽章和周边，有很多额外的创意附加在电影上。聚集来的也是更明确的属于电影本身的目标观众群，那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就会比较开心，观影秩序也会更好。

其实像上半年的《新蝙蝠侠》《神奇动物在哪里3》等影片在我们的影迷群里都是很多朋友超级期待的，如果当时能去影院看电影的话，我们可能还能组织大家有个主题的装扮一起去看电影。

但现在回想，我所在的几个影迷群，过去好多年，大家都是分享电影信息不间断的。但过去的几个月，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聊疫情，聊物资和团购，网上不断有新片出来，大家也会看，但不会有在电影院看过电影之后讨论的这么热烈。好像生活改变了很多，电影也改变了很多。偶然间意识到这次电影在生活里的缺席，我们竟然都有点“习惯”了，还是会有点失落。

到6月慢慢上海变得好起来，大家都可以走出家门了，关于电影的讨论也多了起来。《侏罗纪世界3》和《人生大事》这样的影片重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上海的影迷也就蠢蠢欲动起来。当时上海电影院还迟迟没有宣布恢复营业的时间，我和群里的一些小伙伴还畅想了一下，如果外地对上海不再要求隔离的措施，我们是不是可以买个附近城市比如无锡、苏州的高铁票，去隔壁城市看个电影什么的，当天就可以来回，我们真的这么想过。

疫情期间也会和关系比较好的发行和影院的小伙伴聊天，他们是比我们影迷更焦灼的人，很多影院都已经快要“等不起”了。但我们都在等，也只有等。我知道好多观影团的“团长”们，都有计划影院重新营业之后好好策划一些活动，把大家组织起来，重新回到我们最喜欢的电影院，一起看看电影。所以6月29号宣布上海影院要重新归来的那一天，大家像过年一样。

其实这群人，是最热爱电影院的一群人，这两年疫情改变了很多普通大众的观影习惯，觉得线上看片看剧也没什么问题，但还是有一群人是电影院的忠实拥趸，对他们来说，看电影就应该是一件大家聚在一起、仪式感满满的事情。

虽然目前暑期档的片子还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我比较期待的。最好奇的是两部关于杨戬的动画片，其实每年暑期档的国产动画都能带来点惊喜的，《封神榜》这个大IP之前都感觉被做烂了，但像之前两部“哪吒”的动画打开了一些新的空间，这次也很想看两个杨戬“神仙打架”。另外，徐克、许鞍华、杜琪峰这些香港导演们合拍的《七人乐队》也很让人期待，这算是香港电影的“梦之队”了，上映一定要去看粤语版。

另外，从这周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工作，是在常设的核酸检测点帮人做核酸。疫情期间我几乎做遍了所有社区工作里的工种，唯一没做过的事情，就是帮人“捅喉咙”。前阵子在朋友的建议下去考了核酸检测的资格，如今已经正式上岗了。和核酸检测有关的工作，我算是全都体验了一遍，有种“功德圆满”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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